位，未必不能来一个“杯酒释兵权”。

    不过呢，倪大野的表姐夫要是有这个气量、格局和眼光，那还有党代表他们什么事儿啊？

    常凯申不但在选择首都的这件事情上缩卵了，对“济南事件”的处置上也怂了。

    日本人不是提出了三个条件吗？

    常委员长不仅暗戳戳地送回了福田彦助、安满钦一等人的遗体，还装作从来没有缴获过第六师团军旗——算是满足了日方第一个条件。

    至于国联的抗议，他私底下让代理北洋政府总理的顾维钧给撤销了，然后反手通缉了顾代总理，后者不得不“潜逃”国外——不过双边解决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英美一定要搀和。

    那么在华日人的安全，他真的是无心也无力，只好由国民政府主席谭组庵出面呼吁民众克制——表面功夫那也是功夫。

    于是六月底，中日双方就在北平开启了第一轮谈判……

    “笃、笃、笃。”

    有人一边敲门，一边招呼道：“周司长，时间差不多了。”

    “哦，我马上就来。”这位“周司长”放下手中报纸，整理了一下衣服，就开门走向了谈判会场。

    此人名叫周龙光，字二为，安徽定远人。他曾经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务部，毕业之后回国当了北大法科教授。

    上个月他走马上任，成了国民政府的亚洲司司长，同时也是中日谈判的副代表之一。

    不过这位仁兄在“卢沟桥事变”之后落水成了汉奸。

    而这场谈判中方的首席代表就是“世纪婚礼”的证婚人之一，常凯申的奉化同乡，顾维钧的死对头，王正廷王儒堂。

    老王和小顾这两位外交家那是从巴黎和会开始就不太对付。当时王正廷是南方全权代表，他对于威尔逊的《十四点倡议》不以为然，觉得太过理想主义；而时任驻美公使的顾维钧对洋基佬报以很大的期望——两人说起这事儿就吵了起来，从此互相看不顺眼。

    九点钟不到，他们两人和其他中方随员先在会场前集合，接着列队走进了会议厅；九点整，日方代表也来此列席。

    日方首席代表是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副代表正是驻沪总领事矢田太七郞——这就和历史上的中日谈判完全不同了。

    历史上的大日本“皇军”可是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完全控制了济南城，自然不愿意和中方进行什么谈判了。

    于是双方在6月份稍微谈了那么一谈，日方就借口裕仁举行登基大典，召回了驻华公使芳泽谦吉。

    顺便一说，这场登基大典的规模史无前例，在日本本土和殖民地大肆修建天皇像供奉所、忠魂碑等纪念性的工程项目500多个；其次在时间也是史无前例，登基庆典分践祚仪式、国家祭典、大尝祭、军队检阅等许多名目，分阶段进行，竟然持续整整1年；最后，花费也是史无前例，用了1600万日元，相当于后世的20多亿人民币。

    一直到今年年底，中日双方才开始进行第二轮谈判，而此时的日方代表就换成了矢田七太郞。

    但是如今的日本政府可是着急得很，尤其是陆军想要一个体面的收场，好让第三和第六师团“凯旋而归”。所以双方就一直在进行谈判。

    而由于上海这边的日侨和日商遭受了海量的经济损失，为了要求赔偿，矢田总领事也提前加入了谈判，作为芳泽公使的副手。

    虽然双方分属敌国，不过这些外交人员还是很客气地打了招呼，坐到了谈判桌两旁，然后——等着。

    直到九点半左右，两位洋大人才在随员们的簇拥之下进了谈判会场，他们就是大英帝国驻华公使蓝浦生爵士（Sir·Miles·Wedderburn·Lampson），美利坚合众国驻华公使马慕瑞（Macmurray·john·van·Antwerp）。

    作为中日谈判的调停人和见证人，同时也是第三方，他们两个也是必须到场的。

    哦，美国也在和日本就“518青岛事件”进行外交谈判，美方谈判代表是“亚洲舰队”的司令官马克·布里斯托海军上将，日方是外务次官重光葵。

    三方人马总算全部到齐，矢田七太郞就起身道：“请记录：王先生，两位公使先生，我方希望提出一个优先解决事项，请看文件……”

    说着他的随员就将一份份薄薄的文件送到了与会人员的手中。

    “噗嗤！”

    王正廷打开文件一看——即使他这样喜怒不形于色的老外交家也忍不住失笑，原来这是一份控诉倪大野违反《海牙第四公约》的诉状。

    所谓“海牙第四公约”，就是《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1907年修订完毕之后，英美日是第一批签署国，而中华民国也在十年之后的1917年加入该公约。

    哦，更加有名的《日内瓦公约》要到1950年才正式生效，如今连影子都没有。

    日方声明指出，根据《第一编·交战者》的第二条，非军方的参战者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