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来得及将消息告诉父母，我妈已经急吼吼地打电话问我在哪。

    我刚好到家的楼下，正准备上楼，就看到我爸满脸紧张地从楼上冲了下来，后面跟着我妈，俩个人像着了火一样的催我上车。

    我好奇地问：“去哪？”

    我父母同时看我一眼，道：“来不及解释了，先上车再说。”

    上了车我才知道，我父母要带我回一趟乡下老家。

    我老家还有个堂伯，他家的儿媳妇从昨天开始生产，到现在还没生下来。送去镇里卫生院，卫生院也束手无策。

    我哭笑不得地说：“爸妈，我又不是妇产科医生，你叫我去又能帮到什么忙？再说，镇里不行，赶紧送县里或者市里医院来啊。”

    我爸脸色铁青，吼道：“如果行，还要麻烦你李大夫吗？”

    我妈小声告诉我说，我的这个堂嫂已经快不行了，怕送去医院的路上断气，我堂伯哭哭滴滴将电话打到我爸手机上时，我爸二话不说，表示马上带着我过去看看。

    开车的也是我们的一个亲戚，在岳城做小生意。

    他像开飞机一样，我提醒着他，注意安全，别出事。他回头看我一眼，安慰我说，老弟，你放一万个心，我开拖拉机出身的，这么好的路，我闭着眼睛都能开得比飞机快。

    我的老家在岳城一个比较闭塞的乡下，过去连路都没有。我一家能在岳城安家，得益于我没谋过面的爷爷，据说我爷爷当年是个不小的干部，到了我爸这一代，他就萎缩成了一个下岗职工。

    老家我去过几回，我爷爷就埋在老家的后面的坟山里。我爸带我去扫墓的时候说过，以后他老了，也要叶落归根，吩咐我将他埋葬在爷爷的坟边。

    我对父亲的这个要求从来没重视过，人一辈子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人死如灯灭，倘若我爸走了，回不回老家，他还能知道？

    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家从未与老家断过联系。我记得小时候乡下总有人来我家吃饭住宿，我爸妈每次都热情得就像见到了亲人。其实我知道，很多老家来的人与我们没一毛钱的关系，但在我父母的心里，只要是来自于老家的人，就是他们的亲人。

    从高速下去，还有一段路要走。

    这段路正在修理过程当中，路面坑坑洼洼，我们的车像行驶在波峰浪谷里的一条船，颠簸得我妈几乎要瘫软在我怀里了。

    开车的大哥一路骂骂咧咧，使劲按着喇叭，偶尔还将头探出车窗外，冲着让路不及时的乡亲一顿猛吼。

    我爸忙着与堂伯联系，告诉他我们已经快要到了。

    堂伯在电话里哭，说人已经不行了，他们将她带回去了家里，就等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了。

    我爸挂了电话，从前排将半个身子转过来，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李乔，你要救不了你嫂子，你就是我们李家的罪人，一条白眼狼。”

    我被父亲的话弄得浑身不自在起来，他的话就像一把沉重的枷锁将我套住了。在没见到病人之前，谁也没把握说话。何况，我这个堂嫂是因为难产，我又不是妇产科医生，更关键我手边既没手术设备，也没任何辅助药物。

    我低声嘀咕了一句，“我又不是神仙。”

    开车的大哥嘿嘿笑道：“李乔，你现在可是我们岳城附一的大夫了，你就是半个神仙啊。”

    我哭笑不得，我不知要如何对他们解释。

    同时，我心里隐隐漫上来一丝担忧，如果我没能让我的这个堂嫂从鬼门关上撞过来，我就成了我父亲眼里的一条白眼狼，成了他们李家最大的罪人。

    实话说，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以前我也没处理过任何关于妇产的病例。在我导师看来，妇产再复杂，也是小手术，只需接受最低级的培训就能上手。不像我们，接触的都是高端的疑难杂症，很多病在国际上都未能有成功的病例。

    就好像战场上打仗一样，妇科手术，就是拿着最原始的镰刀锄头就敢冲锋陷阵，而我们接触和研究的病，好比飞机大炮一样的雄勇威猛。

    车到堂伯门口，我看到屋外站着一堆惊慌失措的人。我的堂婶跌坐在地上哀哀的苦，我的堂哥就像被人掐去了脑袋一样，茫然地四处乱窜。

    看到我们来了，堂伯似乎连路都不会走了，紧张得差点摔倒，见到我父亲，第一句话就问，“我侄子回来了么？”

    堂伯我熟，我每次随我爸来乡下扫墓，都在他家吃饭休息。

    我叫了一声，“伯伯。”

    他凑近我，小声责怪自己说道：“侄儿，你来了我就放心了，伯对不起你，让你辛苦了。”

    我小心地问：“情况怎么样了？”

    我堂伯便扒开一堆围着我的人，带着我去屋里看病人。

    一群人簇拥着我，就连我父母，也紧张得一个字都不敢出声。

    屋里灯光很暗淡，靠墙的床上，躺着一个面如白纸的女人。

    我嘱咐不让其他人跟进来，因为我知道人越多，感染的机会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