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制是由北魏至唐朝前期实行的一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制度，部分土地在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部分土地在其死后还给官府。到了唐朝中期，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至唐天宝年间，根本无法实行土地还授，故至德宗年间被“两税法”取代。实施范围一说始终仅实施于北中国，一说隋统一后实施于全国。

    均田制的实施，肯定了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减少了田产纠纷，有利于无主荒田的开垦，因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均田制的实施，和与之相联系的新的租调量较前有所减轻以及实行三长制，有利于依附农民摆脱豪强大族控制，转变为国家编户，使政府控制的自耕小农这一阶层的人数大大增多，保证了赋役来源，从而增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同时，西魏权臣宇文泰，在均田制的基础上创立了府兵制，一直沿用至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起用募兵制，停用兵府鱼符，之后名存实亡。

    概念

    均田制，即封建王朝将无主土地按人口数分给小农耕作，土地为国有制，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虽然地主阶级的土地并不属于均田范围，但均田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旧地主阶级（世家大族）的利益。

    北魏初年，鉴于中国北方长期战乱，人民流离失所，户口迁徙，田地大量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政府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政府交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和兵役。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并开始执行。北魏至唐前期都推行均田制作为基本的土地制度。均田令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一项开创性措施。这一制度对巩固封建统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后来的隋朝和唐朝初期仍行此制，在唐中叶以后，人口增加，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实行的基础——土地国有制破坏严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实行两税法，均田制被废止。

    产生

    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冯太后依照汉人李安世之议，颁布均田令是在北魏已实行的“计口授田制度”演变而来，由于战争造成北魏境内的大片无人区，土地荒芜，富豪兼并土地的所有权和占有权十分混乱这一特殊情况下，为了维持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北魏王朝而产生的。隋唐之府兵制其实就是均田制下的寓兵于农，农民受田为国家当兵成为府兵，府兵要自备粮资，便减少了国家的养兵费用。均田制更为隋唐税制之根本，人民由政府处受田便有纳税的义务，唐代租庸调制乃在均田制之基本上施行，使唐能在隋末大乱之后农业受到严重的破坏，到贞观年间却十分富足，可以说均田制还建立了军事和经济基础。

    隋唐均田制之特别在于北朝奴婢和牛只亦得受田，奴婢人数亦无限制且牛亦得授田60亩，以四牛为限，共240亩，比贫农所得80亩，多出两倍，由此可推知当日土地应多人口未繁，故能分及奴婢牛只，亦配合北魏均田以增生产之目的，同时能靠牛只和奴婢的名义获得更多田的多半是贵族阶级，从而保障他们利益减低他们对新政的抗拒。

    隋则奴婢受田已有限制，庶人家庭六十至亲王三百人为限，至于丁牛受田至隋代已取消，唐代则奴婢及牛固不得授田，妇女亦无授田之例，只有寡妻妾可得口分田三十亩。后人推测此乃因人口日众政府田亩不足分配。加上唐之授田及还田年岁分别比北魏迟三岁及早六岁，可知已有田少不足分配之情况出现。而宽乡、狭乡之行政区设立更可以证明在当日己有些地方是不能依照均田制之田地数目授田。开皇二十年，隋文帝派使到全国调查均田情况，发现狭乡每丁才受田二十亩。而唐代开元天宝户籍残卷所记授田之数量亦显示足永业田者多，而足口分田的，几无一户。

    钱穆《国史大纲》：“此田制用意并不在求田亩之绝对均给，只求富者稍有一限度，贫者亦有一最低之水准。”

    均田制的产生

    自永嘉之乱到北魏统一北方，北方经过了长期的战乱，人口凋敝，土地荒芜，富豪兼并土地的现象十分严重。加之北魏初年实行宗主督护制，封建中央政府掌握的人口数很少，影响了赋税的征收。北魏太和九年（485年），北魏孝文帝依照汉人李安世之议，颁布均田令，宣布按人口数来分配田地。从此均田制开始实行。

    发展

    北魏

    太和九年（485年）颁布实行“均田制”的诏令：

    1、凡15岁以上的男子，每人授给种植谷物的露田40亩，女子20亩。露田都是无主荒地，因考虑休耕轮作，故授田时—般按休耕周期加一或两倍，也称“倍田”。拥有奴婢和耕牛的人，可以额外获得土地，奴婢同普通农民一样受田，人数不限，土地归主人；丁牛（4岁以上）每头受露田0亩，一户限4头。所受之田不准买卖，年老身死，还田给官府。

    2、初受田者，男子每人另授桑田20亩，限年内种上规定的桑、枣、榆等树。桑田可作为世业田，终身不还，可以世袭，但限制买卖。在不宜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