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律比前代律令的内容有所放宽，“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对女子的判处也有从轻从宽的用意。《泰始律》的这些变化，使其在实行中能够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利于巩固司马氏的江山。《晋书·刑法志》称其“蠲其苛秽，存其清约，事从中典，归于益时”。

    《泰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在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南北朝乃至隋唐的法律无不打上它的烙印。它以宽简著称，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由繁入简的里程碑。晋律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唯一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并被东晋和南朝所沿用，也是这一时期承用时间最长久的一部法典。

    选拔人才

    在用人方面，晋武帝尽量不计旧怨，启用某些原属于曹魏集团的官吏。太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主废黜司马师的密谋，事泄被杀。晋武帝认为许奇有才，便不顾别人反对，把他提升为祠部郎。以后，他还选用了一批原在蜀汉政府任职的人，其中包括著名的学者谯周、文立等人以及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

    赵昆生的《晋武帝与“太康之治”》认为晋武帝很会用人，善于利用和发挥各种人物的才能优势。他并不介意是否前朝重臣或者废帝姻亲，只要有才并忠于司马氏，即可得到重用。而且还能宽容对待臣下的道德品质或者生活上的瑕疵。

    张金龙的《晋灭吴决策探因》中也指出，晋武帝灭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晋武帝的用人策略，尤其是对羊祜等人的使用。

    尚志迈的《晋武帝与太康之治》认为晋武帝用人多倚重世家大族，但也能够做到人尽其职，发挥作用。并且，晋武帝在用人上还能做到不念旧隙，不计前嫌。这样的用人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起到很大作用。

    陈森的《灭吴前后的晋武帝》指出，灭吴之前的晋武帝用人唯贤为政清廉，一些优秀人才得到重用，能够做到知人善任。

    军事

    西晋立国之初，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晋武帝开始运筹帷幄，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分裂局面。这是太康年间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西晋正处于一种积极的态势之中，然而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的荒淫、残暴，使吴国丧失了重整旗鼓的机会。由于孙皓的残暴，其手下的将领们也对他丧失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

    西晋的大臣们见吴国国力下降，政局不稳，也纷纷劝说晋武帝趁机灭掉吴国。但是，灭吴计划受到了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令主”，励精图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两派意见，针锋相对。

    晋武帝意识到，自秦汉以来，统一已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流，广大平民百姓要求统一，渴望和平。因此，晋武帝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为了完成灭吴大业，晋武帝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

    早在泰始五年（269），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今湖北钟祥）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邓，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邓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逃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咸宁五年（279），晋军开始向东吴展开大规模的进攻。Ｘιèωèи.ＣoＭ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咸宁五年（279），晋军开始向东吴展开大规模的进攻。

    为了迅速夺取胜利，20万晋军分六路直扑东吴。其中五路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并发。第六路晋军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

    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在第6路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分散、吸引守卫建业的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