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之战是东汉末年“三大战役”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之一。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军与袁绍军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在此展开战略决战。曹操奇袭袁军在乌巢的粮仓（今河南封丘西），继而击溃袁军主力。此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

    战争背景

    东汉末年，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汉朝地主阶级的统治，使早已腐朽不堪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州郡大吏独揽军政大权，地主豪强也纷纷组织“部曲”（私人武装），占据地盘，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转入争权夺利、互相兼并的长期战争，造成中原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当时的割据势力：主要有河北的袁绍、河内的张杨、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公孙瓒、南阳的张绣等，形成群雄并起的局面。在这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中，袁绍、曹操两大集团逐步壮大起来。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汉献帝，迁都许县，自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天子而征四方”），威势大增。他先后击败吕布、袁术，占据了兖州、徐州以及部分豫州、司隶。

    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最终战胜公孙瓒，据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尽有河北之地，意欲南向以争天下。这样，华北最重要的两个政治军事集团，决战势所难免。起初形势袁强曹弱。袁绍已无后顾之忧，地广人众，可动员的兵力在十万以上，特别是袁绍的统治核心——冀州。在汉末三国时期，“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

    曹操则是处于四战之地，除了北方的袁绍，关中诸将尚在观望，南边刘表、张绣不肯降服，东南孙策蠢蠢欲动，暂时依附的刘备也是貌合神离。尽管如此，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包括曹操的谋士荀彧、郭嘉，还在张绣麾下的贾诩，以及凉州从事杨阜，在综合分析了曹、袁的优劣后，认为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他们都看好曹操，认为局势会向着有利于曹的方向变化。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十月，河内郡太守张杨欲出军救援吕布时却为部下杨丑所杀，曹操解除进攻徐州吕布的后顾之忧，十一月，吕布被曹操消灭；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张杨旧部眭固杀杨丑，欲北投袁绍，曹操派史涣、曹仁击破眭固，取得河内郡，把势力范围扩张到黄河以北，六月，袁术病死。

    战争部署

    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都，官渡之战拉开了序幕。袁曹两家的决战，一触即发。

    袁绍麾下的监军沮授、别驾田丰劝谏道：“近来讨伐公孙瓒，出兵长达一年，百姓疲惫穷困，仓库没有积余，赋税劳役正多，这是国家使人深为担忧的事情。最好先派使者向天子进献俘虏和战利品，致力于农耕，使人马得到休息。若是不能通达天子，就上奏说曹操阻隔我通达天子的路径，而后进兵驻守黎阳，逐步经营黄河南面，多造船只，整修器械，分派精良骑兵，抄掠对方的边境地区，使其不得安宁，而我得到安逸。这样就可安坐而定天下。”治中别驾审配、谋臣郭图说：“兵书上的方法，比敌人多十倍就将其包围，比敌人多五倍就进攻敌人，力量相当就可以交战。眼下凭藉明公的神明威武，会合河朔地区强大的军队，用来讨伐曹操，其势易如反掌。现在不及时攻取，将来就难对付了。”沮授说：“救乱诛暴，谓之义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兵无敌，骄兵先灭。曹公迎天子安宫许都，如今举兵南向，是在违反义理。况且，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曹公法令畅通，士卒精练，非公孙瓒等人可比也。如今，放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兵，我实在是为袁公感到忧惧。”郭图说：“武王伐纣，不曰不义，何况，出兵是讨伐曹公而非讨伐天子，并不是师出无名！而且，袁公的文臣武将都竭力尽忠，民众都想为袁公效力，如果不及时早定大业，实在是思虑的过失啊。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这正是越王勾践之所以称霸、吴王夫差之所以灭亡的道理啊。监军沮授之计，确实很持重、牢靠，但这不是见机行事的灵活应变啊。”沮授谏阻出兵，违背袁绍的意旨，郭图等乘机进馋，说沮授的军权太大、威望太高，难于控制，引起袁绍怀疑。于是，袁绍分监军为三都督，让沮授与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

    袁绍举兵南下的消息传到许都，许都的议臣多认为袁军强大不可敌。但曹操却根据他对袁绍的了解，认为袁绍志大才疏，胆略不足，刻薄寡恩，刚愎自用，兵多而指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于是决定以所能集中的数万兵力抗击袁绍的进攻。为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他作出如下部署：派臧霸率精兵自琅玡（今山东LY北）入青州，占领齐（今山东临淄）、北海（今山东昌乐）、东安（今山东沂水县）等地，牵制袁绍，巩固右翼，防止袁军从东面袭击许都；曹操率兵进据冀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东，黄河北岸），令于禁率步骑二千屯守黄河南岸的重要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