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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他当了总辅导员，大队室也变得整洁、肃穆。“星星火炬”挂在主席像的迎面。队旗、队鼓陈列一旁。四周的墙上是五颜六色的美术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类。我们几个大队委定期在那儿开会，既知重任在肩，却又无所作为。

    B老师要求我们“深入基层”，去各中队听取群众意见。于是乎，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体委员、卫生委员，以及我这个宣传委员，一干人马分头行动。但群众的意见通常一致：没什么意见。

    宣传委员负责黑板报。我先在版头写下三个美术字：黑板报（真是废话）。再在周围画上花边。内容呢，无非是“好人好事”“表扬与批评”，以及从书上摘来的“雷锋日记”，或从晚报上抄录的谜语。两块黑板，一周一期，都靠礼拜日休息时写满。

    春天，我们在校园里种花。同学们从家里带来种子，撒在楼前楼后的空地上。B老师钉几块木牌，写上字，插在松软的土地上：让祖国变成美丽的大花园。

    秋天我们收获向日葵和蓖麻。虽然葵花瘦小，蓖麻子也只一竹篓，但仪式依然庄重。这回加了一项内容：由一位漂亮的女大队委念一篇献词。然后推选出几个代表，捧起葵花和竹篓，队旗引路，去献给祖国。祖国在哪儿？曾是我很久的疑问。

    那时的日子好像过得特别饱满、色彩斑斓，仿佛一条充盈的溪水，顾自欢欣地流淌，绝不以为梦想与实际会有什么区别。

    B老师也这样，算来那时他也只有二十一二岁，单薄的身体里仿佛有着发散不完的激情。

    “五一”节演节目，他扮成一棵大树，我们扮成各色花朵。他站在我们中间，贴一身绿纸，两臂摇呀摇呀似春风吹拂，于是我们纷纷开放。他的嗓音圆润、高亢：“啊，春天来了，山也绿了，水也蓝了。看呀孩子们，远处的浓烟那是什么？”花朵们回答：“是工厂里炉火熊熊！是田野上烧荒播种！是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想想吧，桃花，杏花和梨花，你们要为这伟大的时代做些什么？”“努力学习，健康成长，为人类贡献甘甜的果实！”

    新年又演节目，这回他扮成圣诞老人——不知从哪儿借来一件老皮袄，再用棉花贴成胡子，脚下是一双红色的女式雨靴。舞台灯光忽然熄灭，再亮时圣诞老人从天而降。孩子们拥上前去。圣诞老人说：“猜猜孩子们，我给你们带来了什么礼物？”有猜东的，有猜西的，圣诞老人说：“不对都不对，我给你们送来了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这台词应该说设计不俗，可是坏了，共产主义蓝图怎么是圣诞老人送来的呢？又岂可从天而降？在当时，大约学校里批评一下也就作罢，可据说后来，“文革”中，这台词与B老师的出身一联系，便成了他的一条大罪。

    B老师的相貌，怎么说呢？在我的印象里有些混乱。倒不是说他长得不够有特点，而是因为众人多以为他丑——脖子过于细长，喉结又太突出；可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当然我也不能不顾事实一定说他漂亮，故在此问题上我态度暧昧。比如“白鸡脖”这外号在同学中早有流传，但我自觉自愿地不听，不说，不笑。

    实在有人向我问起他的相貌特征，我最多说一句“他很瘦”。

    在我看来，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那身褪色的军装，使他显得尤其朴素；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严肃，使他显得格外干练；他的脖子和他的瘦，再加上他的微笑，又让他看起来特别厚道、谦和。

    是的，B老师没有缺点——这世界上曾有一个少年就这么看。

    我甚至暗自希望，学校里最漂亮的那个女老师能嫁给他。姑且叫她G吧。G老师教音乐，跟B老师年纪相仿，而且也是刚从高中毕业。这不是很好吗？G老师的琴弹得好，B老师的字写得好，G老师会唱歌，B老师会画画，这还有什么可说？何况G老师和B老师都是单身，都在北京没有家，都住在学校。至于相貌嘛，当然应该担心的还是B老师。

    可是相貌有什么关系？男人看的是本事。B老师的画真是画得好，在当年的那个少年看来，他根本就是画家。他画雷锋画得特别像。他先画了一幅木刻风格的，这容易，我也画过。他又画了一幅铅笔素描的，这就难些，我画了几次都不成。他又画了一幅水粉的，我知道这有多难，一笔不对就全完，可是他画得无可挑剔。

    他的宿舍里，一床、一桌、一个脸盆，此外就只有几管毛笔、一盒颜料、一大瓶墨汁。除了画雷锋，他好像不大画别的；写字也是写雷锋语录，行楷篆隶，写了贴在宿舍的墙上。同学中也有几个爱书法的，写了给他看。B老师未观其字先慕其纸：“嗬，生宣！这么贵的纸我总共才买过两张。”

    当年的那个少年一直想不懂，才华出众如B老师者，何以没上大学？我问他，他打官腔：“雷锋也没上过大学呀，干什么不是革命工作？”我换个方式问：“您本来是想学美术的吧？”他苦笑着摇头，终于说漏了：“不，学建筑。”我曾以为是他家境贫困，很久以后才知道，是因为出身，他的出身坏得不是一点儿半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