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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军南征的第一仗，由杨素打响。

    他率舰队东下，迅速穿过三峡，进抵流头滩（今湖北秭归县东）。当时，陈朝大将戚昕率青龙舰队一百余艘，据守狼尾滩（今湖北宜昌市西北）。隋军将士都担心狼尾滩地势险恶，而陈军据险而守，隋军很难突破。杨素说：“诸位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若我军白天顺流而下，敌人很容易看出我军的实力，且滩流湍急，舰船很难控制，这对我极为不利，所以我决定，在夜晚发起进攻。”十一月初的一个深夜，杨素命所有将士全部衔枚（口含木片，以防出声），然后亲率黄龙舰队数千艘沿江而下；同时，命部将王长袭率一支步兵悄悄在南岸登陆，袭击戚昕的一座营寨，对陈军形成牵制；又派大将刘仁恩率骑兵自北岸攻击白沙城（今湖北宜昌市东），截断陈军退路。

    拂晓时分，杨素主力与戚昕水军接战。片刻后，其他两路的战斗也按预定计划打响。陈军担心后路被断，士气大挫，故迅速被隋军击溃。戚昕独自逃窜，部众悉数被俘。杨素对所有战俘一律优待，随后又将其全部释放。

    此后，杨素大军一路东下，舰船布满江面，旌旗遮天蔽日，军容极为壮观。杨素的相貌本来就很威武，又坐在巨型战舰五牙上，其气场更不是一般的强大。沿途的陈朝军民一看，不禁纷纷惊呼：“清河公即江神也！”风闻杨素大军东下，长江沿岸的陈朝守军无不震恐。很快，一封封加急战报就像雪片般飞进了建康皇宫。同时，陈朝各地守军也纷纷奏报隋军入侵的消息。但是，它们全都被施文庆和沈客卿一一扣下了。所以，陈叔宝只知道隋军发动了南侵，可到底来了多少人，从多少个方向一起打过来，他一概被蒙在鼓里。

    湘州（今湖南长沙市）历来是陈朝的军事重地，其地刺史晋熙王陈叔文（陈叔宝之弟）在职日久，深受当地士民拥戴。陈叔宝对他极为猜忌，于是决定把他调回建康。但是，满朝武将几乎没有一个跟陈叔宝是一条心的，所以该找什么人继任，让他大为头疼。最后，陈叔宝想来想去，只能派自己最宠信的施文庆去了。他随即征召陈叔文回京，并命施文庆择日赴任，同时许诺拨给他一部分禁军精锐，让他带往湘州。

    眼看杨坚的刀都快架到脖子上了，陈叔宝还在跟自己的亲兄弟玩“君臣相猜”的游戏，实在是令人无语。

    施文庆对这个封疆大吏之任垂涎已久，接到调令也是暗自窃喜。不过，他又怕自己一旦离朝，好不容易窃取的朝权又会白白落到别人手里，遂推举死党沈客卿接替自己的现职。两个人办理交接期间，关于禁军的所属和调动问题，却出现了极大的争议。

    当时，只要是还有点公心的大臣，无不对陈朝面临的严峻局势深感忧虑。比如，禁军大将樊毅就数度向仆射袁宪进言，认为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和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都是拱卫京师的战略要地，必须各发五千精锐驻防，且派出金翅舰二百艘，沿长江上下日夜巡航，以备不测。

    袁宪深以为然，遂举行会议，召集文武百官商讨。施文庆惟恐把精锐都调往京口和采石，就没有精兵强将跟自己去湘州了，遂要求百官把意见写成奏章，由他呈送给皇帝裁决。随后，他便拿着百官的奏疏去见陈叔宝，说：“隋军犯边是常事，边城将帅足以抵挡，若军队舰船大举出京，恐怕会扰乱人心。”陈叔宝觉得有道理，便没有同意出兵。袁宪等人心急如焚，又再三上疏，极言边境危急。陈叔宝终于生出了一丝忧惧。施文庆赶紧对他说：“元旦的朝会大典马上就要举行，另外还有南郊的祭天大典，到时候禁军都要担任警戒任务，如果现在把禁军派出去，这两件大事就都办不成了。”陈叔宝说：“暂且先出兵去看看，若北边确实无事，就让水军在长江上为大典警戒，也没什么不可以。”施文庆道：“如果稍有风吹草动就把军队调来调去，我担心邻国会耻笑我们胆小怯懦。”历史上经常会有这样一些人，在国家即将灭亡之时，依然一切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其情形就类似于坐在泰坦尼克号上，明知船已撞上冰山，转眼就将灭顶，却还在不择手段地损公肥私。在这些人眼里，可能“国家利益”、“公众利益”都是很虚幻的东西，只有个人利益是唯一真实的。殊不知，一旦国家灭亡，社会解体，个人的利益又能在何处安放？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这些人是良心坏了，还不如说他们是脑子坏了。用一句比较学术的话说就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没有公德心，其根源与其说是道德的缺失，还不如说是理性的缺位。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似乎一直盛产施文庆这种人。时至今日，这种人依然活在我们身边，而且只见其多，不见其少。究其原因，其实并不是我们“以德治国”的口号喊得不够大声，而是因为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仍然缺乏一种清明而健全的理性。

    当然，理性的缺位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向来就被解读为超越个人、凌驾个人、甚至湮灭个人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存在。而越是这么宣传，就越会造成其与个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