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逃亡进行时

    孤独的长安

    潼关其实不是一座关，而是一张牌。

    一张多米诺骨牌。

    当它岿然不动的时候，会造成一种假象，让玄宗朝廷自以为手中的牌还很多。可当它轰然倒下的时候，就会引发可怕的多米诺效应，让某种残酷的真相瞬间暴露在玄宗君臣面前。

    这种真相就是——李唐的人心散了。

    潼关失守后，几乎只在一夜之间，河东（今山西永济市）、华阴（今陕西华县）、冯翊（今陕西大荔县）、上洛（今陕西商州市）等郡的防御使就纷纷弃城而逃，各地的守军也跟着逃亡一空。从东到西，自北而南，能够拱卫京畿的军事力量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一座帝京长安，孤零零地兀立在偌大的关中平原上，看上去就像一面华丽而空洞的旗帜……

    潼关陷落的当天，就有哥舒翰的部将逃回长安禀报军情，然而玄宗却没有立刻召见。

    因为他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

    尽管玄宗料定东征军已经完蛋了，可他仍然抱着最后一丝侥幸心理——希望潼关还在唐军手中。所以，玄宗当天就命李福德率三千监牧兵驰援潼关。

    只要守住潼关，就还有时间组织反击，还有机会反败为胜。

    然而，玄宗的最后一丝希望转瞬就破灭了。

    从李福德出发的那一刻起，一直到这一天的日暮时分，玄宗一次次登上瞭望“平安火”的高台，可直到昏暗的暮色逐渐模糊了他的视线，东方的地平线上始终没有燃起他望眼欲穿的那一簇火焰。

    看不到平安火，玄宗心头迅速掠过一阵痛苦的痉挛。

    很显然，潼关丢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种无边的恐惧就像这漆黑的夜色一样，一下子就把他吞没了。

    六月初十，玄宗召集宰相举行了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潼关已失，长安危急，该怎么办？

    其他几个宰执大臣相顾骇然，都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杨国忠神色从容，并且不慌不忙地提出了他的应对之策。

    他的对策很简单，就一个字——跑。

    如果在这个动作前面加上一个方向的话，那就是——往西南跑。

    西南就是巴蜀，当时称为剑南道。众所周知，巴蜀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饶的富庶之地，也是李唐朝廷最重要的财赋来源地之一，因此，一旦关中不宁，这里当然就是流亡朝廷首选的避难所。此外，杨国忠长期遥领剑南节度使，自从叛乱爆发以来，他就暗中命剑南留后崔圆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作了充足的准备，一旦形势不妙，他随时可以拥着玄宗往剑南跑。

    此时此刻，除了逃亡巴蜀，玄宗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没有了。

    所以，他当即不假思索地批准了杨国忠的逃亡计划。

    当然，这是一个绝密计划。除了几个宰辅重臣、亲近宦官、得宠妃嫔，以及少数皇室成员以外，其他人一概不知。

    皇帝要逃跑，知道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

    为了尽量不让满朝文武察觉天子和宰相要跑路，六月十一日，杨国忠特地把文武百官召集到朝堂上，作出一副惶恐无措、痛哭流涕的样子，询问大家有何御敌之策。此时，李唐朝廷的衮衮诸公们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谁还能有什么对策？他们只能哭丧着脸，一个劲地向杨国忠表示：一切全凭宰相大人定夺。

    杨国忠撒完烟幕弹后，抹抹眼角的几滴干泪，说：“早在十年前，就有人状告安禄山要造反了，可皇上就是不信。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实在不是宰相的过错啊。”

    都到这个时候了，杨国忠还不忘推卸责任。百官们无不在心里问候他的十八代祖宗，可表面上，大伙还是不得不对他唯唯诺诺，因为他们都在眼巴巴地盼着这个当权宰相能够帮他们指一条活路。

    可百官们绝对没有想到，天子和宰相早已决定把他们彻底抛弃了。

    这一天，大唐帝京长安变成了一座恐怖之城，无论官绅士民，人人惊惶奔走，不知道如何逃避这场即将到来的灭灾。原本安宁祥和、繁华富庶的长安，此刻只剩下恐慌、混乱和萧条。

    六月十二日，早朝的钟声照常敲响，然而上朝的官员却不到十分之一。为了稳住人心，玄宗还装模作样地登上了勤政楼，下诏宣布要御驾亲征。

    自从安禄山起兵以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宣布要亲征了。如果说臣民们对前面两次还感到有些半信半疑的话，那么这一次，所有的长安人基本上都是把它当成笑话来听的。“上御勤政楼，下制，云欲亲征，闻者皆莫之信”（《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不过，这个笑话并不能让人莞尔或者捧腹，只会让人感到深深的无奈和悲哀。

    就在玄宗宣布要御驾亲征的这一刻，逃亡计划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了。这一天，玄宗紧急任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相当于流亡朝廷的后勤总管），提拔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其实就是让他留下来当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