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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9月1日，星期五。初中入学第一天。我跟冯雪娇同时进入育英初中，排队等分班的时候，她居然就站在我身后。冯雪娇幸灾乐祸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我就说吧，你逃不出我的魔掌。我俩被分到初一（5）班，彼时我的个子已经长高，坐在第五排，而冯雪娇仍停留在第三排，跟一个头油擀毡的男生坐同桌。跟我同桌的女生叫方柳，嘴比冯雪娇还碎，说话时拿眼白瞅人。班主任是个姓崔的中年妇女，年级组长，省优秀教师，据说很有威望。崔老师是教语文的，我略庆幸，起码自己靠写作文还能在她手底下谋条生路，听她以前带过的学生说，没人见过她笑，一星期骂哭半个班。但是这些都跟我无关，自打进育英那天起，我就安慰自己，这里无非是个栖身之所，清华北大轮不上我，出人头地也得看命，混一天赚一天。

    开学当天中午，我跟冯雪娇就在育英偌大的食堂里找到了秦理，他正跟一帮看上去比他年纪还小的孩子在学校为他们单独开设的小灶隔间里吃饭，都闷头不说话。秦理端着饭缸出来，被我和冯雪娇拉到人少的窗台边一起站着吃。原本我以为，秦理到了少儿班就会找到更多有共同语言的朋友，可现实并非如此。秦理说，没话，各干各的。秦理比我们早进入育英半年，少儿班的课程已经学到高一了。偏科是天才的通病，秦理的语文和英语成绩一般，导致他在少儿班的综合成绩中游，但这样的孩子还有一条更便捷的出路，搞竞赛，数理化和计算机里挑一个，省二等奖以上就能保送，一等奖妥妥进清华北大。秦理说，他正在准备物理的省赛，可是最近一阵头疼得厉害，看字就眼花，根本没法动笔，只能在脑子里算题。我问他，要是竞赛拿了名次，你是不是很快就去上大学了？秦理说他不知道，他很累。我第一次从秦理口中听到“累”这个字时，他还不到十二岁。

    其实早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秦理的病情转重已经初露端倪了，只是除了黄姝，我跟冯雪娇都无心留意而已。那个仍属于童年的最后一个暑假，我跟冯雪娇因为都如愿考上了育英，心情大好，而黄姝在小升初后，进入省艺校舞蹈班，回到她最有归属感的世界里，明显要比在和平一小生活的那年愉快许多，唯独秦理，脸上被一层更浓重的不快乐笼罩。那次我们四人去青年公园划船，我和黄姝负责摇桨，冯雪娇拿她妈妈新买给她的傻瓜相机为我们拍照，秦理坐在小船中间一动不动。当时我还以为“傻瓜”就是相机的牌子，讽刺冯雪娇说，真是什么人用什么相机。冯雪娇抬脚踢了我一下，动作很大，腿风带动小船在湖中央摇摆起来，就在同时，双手扶紧船沿的秦理突然冲着湖水干呕起来，我们三人都被吓到，赶快加速摇着船回到岸边。那天风和日丽，湖水跟陆地一样平静，可秦理仍承受不了一丝多余的颤动。还是黄姝主动给秦理买了根冰棍儿，让他吃一口凉的压压，胃会舒服点。黄姝的方法果然奏效，她永远是最会照顾人的那个。那段时间，她的头上早已不戴秦理送她的小樱桃头绳，而是干脆不再绑马尾，任一头长卷发肆意舞动，像微风天里的柳树。当时我仍把秦理当孩子，比我们还小的孩子，黄姝照顾起他来，真的就像一个姐姐对弟弟般，不掺杂质。在一段短暂的时间里，我竟不再嫉妒秦理，只是单纯羡慕，甚至幻想，假如自己也能得一种招人怜悯又要不了命的病就好了，那样也能得到黄姝不同寻常的关爱了。而冯雪娇当时刚被她妈强迫着剪了一头短发，闷在家里哭了三天才出门，见我们时，眼泡还是肿的。我反而觉得短发更适合她，轻巧利落，起码显得她跟黄姝不一样了，不再是一个幼稚的效仿者。大概她自己也有觉悟，改变形象后平添了一个毛病，总爱用手摩挲额前的刘海，嘴里还一边哼着梁咏琪的《短发》。

    上岸以后，冯雪娇提议去碰碰凉吃冷饮，她请客。但黄姝执意要请，她说要感谢过去一年里我们对她的照顾。这话听得我脸红，以为她会明白所谓的“照顾”在我心里意味着什么。冯雪娇则说，谢什么谢，说那么见外，我们不是好朋友吗？她又转头问我跟秦理，我们四个是不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我尴尬地嗯了一声，秦理闷头吃着浇汁三球雪糕，懒得回应，只有黄姝温柔地配合她说，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永远的好朋友。冯雪娇对黄姝说，虽然你跟我们仨不在一个学校了，但是不许忘了我们，记得找我们玩儿。黄姝解释说，她进艺校以后就要开始住校了，只能周末出来。冯雪娇说，那就以后每个周末一起出来，好不好？我又嫌冯雪娇烦了，就你闲工夫多是吗？你妈能不能放你出来还不一定呢。冯雪娇说，反正我们就是永远都不分开，你有意见啊？

    可就在冯雪娇说完以后，我竟一瞬间感到无比失落，一口刨冰从齿根凉到心底。春光苦短，好景易逝，类似的道理，虽然我的人生当时尚未急于告知我，但我已提前从一些书本里领悟到。那个暑假，我疯狂地看书，阅遍家中书柜里能看懂的每一本闲书，都是我爸妈年轻时候买的，包括那本包装最精美的硬装《牡丹亭》，我最钟爱的一本。那一刻，一种来路不明的不祥预感缓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