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之际，并没有成文的法条，治国靠的是“礼”。

    礼和法的分别，一是前者并不专业，涵盖面过广——也包括祭祀规范和典章制度——后者则只裁断有害社会道德和统治秩序的行为；二是前者并无明文的责惩规条，缺乏约束性，后者则起码有一个大概的施惩范围；三是前者只用来约束士人，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也，后者理论上是规范社会全体成员的。

    在礼的约束之下，其实各国乃至各家，都已经产生了法的雏形，具有了习惯上的责惩条文，但有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说法，这些条文仅仅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往往秘而不宣，换句话说，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增减。时人多以为，反正用刑不公，自有老天爷瞧着哪，有社会舆论盯着哪，其谁胆敢妄为啊？

    但其实吧，不畏惧天命、天意，不在乎社会舆论的统治者，比畏惧和在乎的要多得多……

    第一份成文法典，仅仅出现在五十多年前，郑国执政子产将法律规条铸造在象征诸侯权柄的金鼎上，明示于众，史称“铸刑书”。为此遭到了晋之贤臣叔向的反对，还写信规劝过子产，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

    一向崇拜子产的孔子，对此事却三缄其口，不肯发表意见。就他一贯的理念来看，应该是反对的，但爱屋及乌，既然是子产做的事儿，我可以选择不骂啊。

    然而二十多年以后，晋卿赵鞅和中行寅也加以仿效，把先代执政范宣子（士匄）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消息传开，却当即遭到了孔子的斥骂——“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孔子所反对的，主要是将法规普适于贵族、士人和平民，并且觉得如此一来，统治者的权威就必须由法条来维系，从而导致上者不贵，下者不贱，进而上下失序，社会混乱……

    归生的灵魂来自于后世，他自然明白制定成文法条，明确责惩之制的益处，甚至于反对“德主刑辅”的传统观念。但以他如今的身份，还有实力，自然不敢追步子产和赵鞅的后尘，只是吧——

    行事跟从惯例也就罢了，偏偏自家那混蛋老爹……皇考，还特意对土著加重处罚，则欲楚人与之齐心，怎么可能嘛？实在是自取败亡！

    于是他想了一会儿，便吩咐胡子云：“记录下来，我从今往后的所有裁断，都要作为法则，不可轻易加刑。”

    “遵命。”

    随即归生注目稽桑，缓缓说道：“虽说事出有因，终究是子余先动的手，稽桑被迫还击，原本无罪。然而，我弟尊贵，你却卑贱，上下之别不可荒废，以下犯上，自然还是需要受到责罚的……”

    他当然可以大手一挥，直接宽放了稽桑，但那就必须惩治王孙胥啊。即便并无多少亲情，终究是归生的兄弟，更是吴姬的爱子，他如今就担心害怕吴姬等人作乱呢，哪怕只是阳奉阴违，事事掣肘，自己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又怎敢主动挑衅？

    再者说了，当年国人与王孙燕殴斗的时候，白公胜加重处罚国人，王孙燕却屁事儿没有。前者是白公胜脑袋里有屎，不知道团结楚人，用刑不公，肯定会遭到国人的嫉恨；至于后者，却也是这年月的惯例了。

    贵族就是贵族，士人就是士人，平民就是平民，奴隶就是奴隶，等级有序，不管谁先动的手，以下犯上就是不对，是非礼。则若归生丝毫不尊重风俗和前例，放过稽桑，却责罚王孙胥，肯定遭人非议啊——即便国人，也不会就此满意喽。

    说不定由此还可能被仇家抓住把柄，上疏参劾，请命处罚甚至是讨伐呢！

    所以他只能在惯例的基础上，稍稍对稽桑减些刑责罢了——“今判你受笞二十鞭，或罚谷两升，你选择哪种惩处方式？”

    “臣宁可受笞二十鞭。”

    归生知道稽桑家贫，几乎处于下士的底层，两升谷对自己来说不多，若落在稽桑头上，估计得连饿好些天肚子了，所以他才宁肯挨打。于是点点头，又再转向王孙胥，训斥道：

    “虽然稽桑不应该以‘诸姬’来称呼你，却也不是你动手打人的理由——君子不畏人言，岂能拳脚相加？动手殴打同邑士人，等同私斗，而我向来最反感私斗……”

    王孙胥一梗脖子：“因此阿兄才在郢都按兵不动，不肯参与皇考的‘私斗’吗？愚弟明白了！”

    归生闻言大怒，一拍几案：“你说对了，大夫私斗则倾国，国人私斗则丧邑，只要由我守护白县，就绝不允许私斗之事发生！

    “子余禁闭府中三日，且好好反省去吧！”

    归生这个气啊，他原本打算稍稍惩戒一下稽桑，而对王孙胥则口头教育几句，然后那兄弟低个头，认个错，这事儿就算完了，没成想王孙胥还敢顶嘴。

    你就那么恨我吗？我救了你的命啊你知道不知道！

    难道你真以为，只要有我和三百白邑之卒相助，那混蛋老爹就真能赢，就真不会死？做的什么清秋大梦啊！而至于我撇下老爹，自己安然折返回白邑来，也并不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