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汪精卫对于日寇侵华的态度比常凯申还要坚决，说什么“四万万同胞为救国而死，亦觉值得。”；他还知道国联是靠不住的，“至对日问题，不能专倚国联之助我，尤恃我有抵抗之能力及牺牲之决心。”

    长城抗战期间，他还以辞去行政院长一职“逼张抗日”，奈何张汉卿就是不抗，结果热河沦陷。

    所以起码在1928年，他对于济南事件的调门也相当之高，自然对于倪大野那一炸也赞不绝口。

    这个时候陈璧君和大女儿和哭得差不多了，她也走上来道：“大野，你系叻仔（你是好样的）！”

    “冰如先生，我都系靓仔。”我们倪神仙随口用粤语开了一个玩笑，引来了一片欢笑之声。

    陈璧君也哈哈一笑道，“靓仔，我来给你介绍一位靓女……”

    “这位便是静江先生的四千金，张荔英小姐。”她指着身后一位双十——实际上是双十二女子道。（此处应该有图）

    还别说，这位双十二女子双眉又细又长，双眼又大又亮，虽然鼻子和嘴巴稍稍有点大了，但是绝对算得上是“靓女”。

    也许是因为法兰西具有革命传统，所以KM党对法国情有独钟。很多“党国元老”都曾经来到巴黎或留学或避难。“党国四大元老”之中的蔡元培、吴稚晖和李石曾皆是如此。

    而张静江干脆就是在巴黎发家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作为一等参赞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赴欧。此次法国之行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张静江在巴黎独资经商，开办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

    而在三年之后的1905年，他在赴法的轮船上巧遇先总理，一谈之下就捐出了三万两白银当做革命经费，就此成为“革命圣人”。

    既然老张和法兰西的渊源如此之深，那么他的四女儿自然亦是如此。张荔英干脆就是生在巴黎的，从小就在当地读书，到了上中学的年纪才回到上海。

    她在中国完成了高中教育之后，立马去纽约的艺术学生联盟(Art·Students' League)进修一年，继而远赴巴黎的克拉洛西美术专科学校(Académie·Coarossi)与比娄学院(Académie·Biloul)接受私人美术训练——说真的，她要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那绝对不可能如此“才华横溢”。

    也正因为如此，她身上的“国际属性”绝对多过“中国属性”，因此她十分自然地伸出手道：“三公子，你好。”

    “四小姐，你好。”倪大野也很得体地握住了她的柔荑握手问好。

    实事求是地说，两人之间倒也没有什么“BLING-BILING”的火花。而按照后世马屁文人们的说法，他们两位这是“宿命的相遇”，从此相伴着走上了“为华夏奋斗终生的荆棘之路”。

    接下来，汪氏夫妇又给我们倪神仙介绍一下前来马赛迎接他的法国华侨代表，然后一行人去马赛港附近的一家大饭店之中共进晚餐。

    “精卫先生，冰如先生。我就不跟你们去巴黎了。”等到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倪神仙便直截了当地道，“你们也知道小弟重任在肩，所以就直接去柏林了。等我见完了宋先生，再去巴黎和你们会和。”

    汪氏夫妇对视一眼，汪前主席点点头，颇为唏嘘地道：“这样也好。要不是宋先生不肯见我们夫妇，照理说我们是应该陪你去的。”

    倪大野的二表姐之所以不愿见汪氏夫妇，自然是因为去年“宁汉合流”的关系。虽然汪精卫不像常凯申那样“沙发果冻”，还是给了武汉国民政府中的CP党人和KM党左派一个宽限时间，允许他们离开武汉。

    但是宋先生对这件事情非常愤慨，认为汪前主席这样的伪君子比常凯申那种的真小人更加可恶，还发表了一篇公开谴责《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精卫先生，明年就要举行先总理的奉安大典，不管是宋先生和贤伉俪都是要回去参加的。”我们倪神仙只好宽慰道，“到时候贤伉俪再争取她的谅解也不迟啊。”

    陈璧君闻言便附和道：“大野，你可要帮我们说几句好话啊，我听张四小姐说，宋先生对你是赞不绝口，盛赞你是连斯大林都肯定过的英雄豪杰。”

    铁人大叔果然是去抢过银行的好汉子，所以和我这是英雄惜豪杰啊。

    倪大野心里还是挺开森的，便哈哈一笑道：“虚名而已。那我就和两位先生告辞了……”

    “等一下。”

    汪氏夫妇对视一笑，汪精卫笑嘻嘻地道：“大野，你人生地不熟的，我们可不放心一个人去柏林，所以替你找了一位向导。”

    “嗨，两位先生又不是不知道我的身手，倪某怎么可能有危险？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倪神仙赶忙摆手道，他去柏林可不是只去见自己的二表姐，所以特意一个人上路。

    “大野，我们不是怕你有危险，我们是怕你有麻烦。”陈璧君冲着张荔英招了招手道：“四小姐，请过来一下——大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