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陈乔年也救不了。

    他“哼”了一声道：“老五，你也听到了吧？”

    “三爷，我听到了。”王庸心情十分沉痛地点了点头，欲言又止地道，“那位徐组长……”

    倪大野明白他的意思，摇了摇头道：“这个小徐不过就是政治部的组长而已，和我只是泛泛之交，派不上什么用场。”

    “三爷，那么……那么竹林贤者呢？”王庸打了一个结巴问道。

    倪大野嗤笑一声道：“若我们竹林贤者真的那么神通广大，还要你们干嘛？”

    他心中暗道，可惜了，你们特科的“红队”还没有成型，而我们洪门也没有一支可靠又精干的队伍，不然和我一起出手的话，倒是真的可以来一出大劫狱。

    “哎！”王庸跺足长叹了一声，黯然地自言自语道，“若是送进淞沪卫戍司令部就糟了！”

    “也不一定。”

    倪大野随口说道，“现任淞沪卫戍司令可是你的老教官，‘胡公’的老同事。你们两位上门求求他，说不定还有机会……”

    说起现任的淞沪卫戍司令部司令，这应该又是一个倪大野所带来的蝴蝶效应。

    在这个时间点上，原本应该是由三十七师长，赣军大佬，熊式辉接替白崇禧担任代司令。

    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第五师师长，“委员长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均提早了一个多月当上了正式司令官——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宁汉战争过程提前的关系。

    而钱大均这个人有着保定第六期和日本陆士的双重学历，曾经接替何应钦成了黄埔军校的第二任军事总教官。

    当年在黄埔军校中，公认有三位美男子，一是常校长，二是周主任，三是钱教官——所以倪大野说的一点没错，他们这帮人可是老相识和老同事。

    “三爷，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和我开玩笑了。”王庸苦着脸道。

    “呵呵呵……”

    倪大野冷笑着道：“你们吧，一直以为倪某在和你们开玩笑，现在知道不是，那也晚了。”

    其实吧，王庸——更确切地说是王庸背后的周少山一直对倪大野信任不足，即使我们倪神仙已经做足了姿态，还放出了不少“预言”。

    说到底了，周少山就是这么一个“诸葛一生惟谨慎”的性子。

    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倪大野才不愿意“一片冰心在玉壶”：此君确实是大英雄、大豪杰、大革命家，但是其胆魄、格局和脑洞还是没有那一位来的“大”。

    倪大野是担心自己的“前知”给党代表帮倒忙，所以才用了《昆仑歌诀》这种“挤牙膏”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披露——这也是先给自己打造一个“国师”人设。

    如果现在是九年之后的1937年，他早就去延安来一个竹筒倒豆子了。

    我们倪神仙坚定地认为，只有经历过长征之后的党代表才是“完全形态”，也才能最大化地利用他的“前知”来改变历史——其效果甚至比他本人还要好！

    “等一下！”

    倪大野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断然说道：“老五，我这次没有和你开玩笑，你想要救出那几位同志——尤其是陈家老二，那还是的着落到你的那位老教官身上。”

    不得不说，陈赓的人缘那真的是太好了，就连钱大均也很欣赏他这个学生，甚至可以说是“感恩戴德”。

    众所周知，第二次东征期间的华阳之战，陈赓背着常委员长跑出包围圈，救了他一条老命。

    当时常的警卫团团长正是钱大均，等到常凯申跑到安全地带，钱团长这才姗姗来迟。

    常委员长这个人么，一向会把自己的错误归结到其他人的身上，对着钱大均就是一阵痛骂，还准备将其军法处置。

    这个时候，王庸在一旁为钱大钧极力解释，称钱对常是何等忠诚，钱的军事水准如何之高，前线战况是多么混乱云云。常委员长这才偃旗息鼓，算是揭过此事。

    所以王庸确实对钱大均有恩，而钱也是有恩报恩。

    今年下半年，王庸跑到南京执行任务，结束之后到浦口车站坐火车回上海，正好撞见了同回上海的钱大均。

    钱亲自请王庸去了他的花车，两人在车上畅谈一番黄埔的峥嵘岁月。到了上海，钱不但让王庸走了，还送给他300大洋作为程仪。

    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真的是有缘分。

    1933年，钱被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部）”参谋长。他从徐州出发，乘坐火车奔赴江西南昌，准备对中央苏区开展第五次“围剿”。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王庸也乘这趟车去苏区，他是去担任红四军第12师的师长，就为了第五次“反围剿”。

    结果，围剿和反围剿的两人又在车上巧遇，钱参谋长居然又把王师长放走了——不过这件事情后来被常委员长得知，把他骂了一个狗血淋头。

    当然啦，就算钱大均放过王庸两次，估计也不会为了他放了陈延年这一干人等，毕竟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