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农场”是文革前就开始办了，最早是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上说：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个在后来被称作《五七指示》的语录，徐长卿他们背得滚瓜烂熟，尤其是最后一段，“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他们从小学起就学军学农，插过秧，收过稻；捉过菜花蛇，偷过红薯叶；跳蚤咬过肉，蚂蟥吸过血。后来进了工厂，以为再也不会和农场打交道了，谁知文革都结束了，他却吵着闹着要去下农场。

    一个“下”字，就说明了一切。“下放劳动”，“上山下乡”，都不是什么好词，那意味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还有精神上的压抑，政治上的歧视。

    虽然文革是结束了，但“五七农场”一直保存在每个单位的后勤部门里，主要还是为了丰富本单位的副食供应。农场徐了种菜，也养猪养鸡，还有渔塘和鸭棚。农场职工由全厂工人轮流下来劳动，一个车间派几个人下去工作三个月，和徐长卿上次去上海学习一样。

    这个年代，整个社会基本实施一套平均主义，在任何方面都平均，一旦不平均，就要引起公愤。但一项规则能够延续多久，就很难说了。有的事情，先去的得益，有的事情，排在后头的得益。徐长卿要下农场，也不是不可以。如果他一直呆在这个厂，迟早有一天总会轮到他的。但他这么吵着要去，倒是少见。

    徐长卿为了要下农场，在车间里捣蛋了足足有两三个月，他捣蛋起来丝毫不弱于刘卫星和师哥舒。刘卫星捣蛋不过是说怪话唱黄色歌曲，消极怠工；师哥舒捣蛋也不过是装病号泡病假装死腔，消极怠工。徐长卿捣蛋则是花样百出，工间休息时大声读报背书之外，工作时间里绕到老工人身后去说她们这样做得不对要那样做才有效率，接过机器来鼓捣鼓捣，几弄几不弄，机器就被他弄坏了。本来机器坏了就是由他修的，那是安排他这样一个“洪常青”在妇女班里的目的，可是这个“洪常青”一旦撂挑子不干，还捣蛋，后果就变得非常严重了。他趴在那里修机器，一修就是半天，他说没修好，别人上来就硬是开不动。不久之后，台台机器都出毛病，产品做不出，车间主任找工段长，工段长找小组长，小组长找徐长卿，徐长卿一抹头上的汗，说：我不是正在修吗？要不你来？

    小组长被他气得没话说。他又没有消极怠工，每天不迟到不早退的，还从早忙到晚，就是不出产品。你要说他搞破坏也抓不到把柄，他还十分尽责地在维修。

    徐长卿修好的机器，用不了多久就停工，磨出的钻头，打磨不了多少零件就钝掉，因他的忙碌，专机组的进度大大落后于别的小组，整件产品组装不出来，把小组长急得嘴都起了泡。

    他又去找徐长卿，说小徐啊，你要端正态度好好干工作，不能拉全组人的进度啊。徐长卿瞪着他不理他。小组长又说，你提出要调到农场去，那不是大材小用吗？徐长卿横他一眼，不搭话。小组长叹口气说，你走了，这个组的机器谁来维修？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啊。徐长卿嘴巴动不动，忍住没说话。小组长说，你看嘛，本来有两个技术骨干，一个已经走了，你又要走，我这个组长要当光杆司令吗？我马上培养一个也没这么快呀。

    徐长卿啪一下扔下擦手的棉纱头，拔脚就走了。

    小组长扯着脖子问，你去哪里，我还没说完呢。

    徐长卿说，我去洗澡。

    在工厂里，几乎每个车间都有澡堂，工厂有锅炉，便会有多余的蒸汽和热水，在车间的墙角用砖头砌一间小屋子接上冷热水管就是澡堂了。工间休息时大家都去洗澡，天天在车间洗澡的女工大把大把的，江芸就是在车间洗了澡披了湿发上班让刘卫星一见动了心。因此徐长卿一手一脸的机油，说声去洗澡就去了，小组长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