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北路上有一家调剂商店，徐家以往卖东西，都是去那里，这次徐长卿把朱紫容那块浪琴表依然送去那里寄售。如今政策有变，好些资本家从前被冻结的银行存款慢慢解冻，走资派被查封的家产陆续在发回，抄家物资退还的退还，连徐家被抄走的几根金条也按银行当日牌价做了赔偿。虽然损失的东西是彻底追不回了，那点赔还的钱足足比当日买黄金的价格差了许多，但本来没有想到还有这一天的，这一来，倒像是白捡的一样。十年百劫，尚有余生，已经不做他想了。

    这样的行情下，寄售商店的生意竟比从前差了许多，徐长卿把表送进去，懂行的店员坐在柜台里看报纸。见有人来，懒洋洋地接过来先听一听，再看看表面表壳，打开后盖检查一遍，咦了一声说：“保养得这么好，少见的。还在走呢。好多表送来，又不走字，又是油腻封牢，表是好表，可惜没保养好。我们接了来，先要送去清洗，才能卖得出好价钱。这块表是个好东西，零件还是原来的零件，一个都没调换过。”

    “一直在上发条，”徐长卿说：“原来的主人本来就是手表厂的，懂行。”老叶在的时候，天天上发条，即使朱紫容上班时候不戴，也是由他上着发条。老叶死后，朱紫容每天晚上睡觉前上一遍，放在枕边，嘀嘀嗒嗒指针摆动的声音让夜里不那么死寂。交给徐长卿后，徐长卿看这表还在走，也是每晚临睡前上一遍，上好了再进放盒子里。每晚上发条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仪式，一遍是对老叶的怀念，又一遍是对朱紫容的想念，再一遍，想起老叶不胜唏嘘，最后一遍，朱紫容在厂里会不会受老童的欺负？

    他一直留着手表在身边，舍不得把它送进寄售商店。他想过无数次由他把这表买下来，但他那点工资那点积蓄，哪里够买下这么一块旧表？他工作了两年，连一块上海牌手表都买不起。一块大三针的上海牌手表要一百二十四元，他每月工资才三十六元，除了吃饭买个人用品，每月还要给父母十元，积下的钱实在有限。他也想过问父母借钱，他们刚领了退赔的抄家物资，有这个闲钱，但这话实在开不了口。

    大哥前些时候相了亲正准备结婚，正是要用钱的时候。因文革而耽误的这一批大龄青年，这个时候都忙着在相亲谈恋爱结婚，那些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城的知青，那些去了云南农场的红卫兵领袖，那些在崇明岛上海农场的市农，一个个回到了大上海，加入失业者的大军中。曾经的风云人物青年学生，现在不得不去街道工厂和集体单位，变成了二等公民，在婚姻的市场上被人品头论足。大龄，知青，没工作，无婚房，就这是他们的现状。在文革十年中从来不觉得重要的房子现在成了最重要的问题。那些年里适婚的青年男女都去了边疆和乡村，城里只剩下老弱病残。父母想念他们的面容还停留在奔赴上山下乡的火车上，一张张白净的面庞，一个个十七八岁的儿女，等他们回来，欢喜还来不及欢喜，房子已经成了他们融洽感情的最大敌人。父母们想不明白，怎么离开他们时天真纯洁无私心的小儿女，回来一个个都成了凶神恶煞，逼着他们退休好让他们顶替工作，逼得他们住到小房间去好把大房间腾出来让他们结婚，逼他们拿出来那一点点菲薄的积蓄好让儿女们买全套的婚房家俱。没有为这个家庭做过一点贡献如今又来剥削他们的老本，不是每年都寄衣服寄猪油寄肉酱寄钱寄粮票的吗，没有感恩没有孝敬只有无没完没了的索取。房子腾出来了，工作让出来了，媳妇娶进门了，孙子孙女生下来了，空间逼窄得要人的命了。而外滩防汛墙上靠着的情侣一对对间隔只有一拳，你们谈你们的恋爱，我们说我们的爱情。

    徐长卿的大哥虽然没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但一样成了大龄青年。他在上海机床厂当一名技术员，有国营单位的铁饭碗，有学历有本事，但因为家庭出身，一直没有对象。工人出身的姑娘不肯嫁给黑五类，黑五类出身的姑娘同样不肯嫁给黑五类，通过婚姻改变现状永远是姑娘们谋求更好出路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在朝不保夕的时候，结婚的需求退到了后面，青年男女纯洁得如同孩童，而当一切回归正常，情爱的饥渴汹涌澎湃，到处都是一对对等着结婚的人，再一看左右，人人已不再年轻。这也是为什么徐长卿在安徽山里看着老叶朱紫容的恩怨，看着女青工被男青工们围追堵截地表白求爱而不动心的原因。那些人因为命运尘埃落定、此生与上海无缘才有了落户当地的想法，而徐长卿家有大哥还没结婚，自己年纪也小，怎么也不会考虑谈恋爱找对象的事情。一旦找了对象谈了恋爱，接下去就是结婚，光谈恋爱不结婚那是流氓行为，而结婚就是一个表态，打算老死山里不回来了。这是他万万不愿意了，先前是没有希望只好混日子，现在是希望就在眼前了，就看自己是不是抓得住。

    当他在为手表上发条的时候，一下一下就等于是在拷问内心，我对师傅是一个什么感情，我是不是可以为她牺牲前程？每上一天发条，就问自己一遍，问来问去，始终没有答案。但朱紫容迫切需要这笔钱缴罚款，实在不能再把手表藏着不卖，只好选一个礼拜天把手表带去了寄售商店。这个行为在他看来就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