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继良说的大明版计划经济虽然有些简陋，但是对于朱由检来说却是一听就明白了。其实计划经济这种事情，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有着雏形的，其中做的最为出色的当属于管仲，毕竟这位可是用着经济手段就消灭了两个邻国的存在。

    而从春秋进入战国之后，各国对于农业上的计划种植就更为看重了。否则秦国动不动发兵数十万攻打别国，没有一个高效的农业种植和劳动力管理计划，估计敌国还没攻下来，自家的经济就已经被拖垮了。

    只不过随着儒家的兴起，诸子百家的衰退，不管是学术、科技和制度都在退化。儒学空谈经义不讲实用的特点，使得自汉往后，中国的文明就一直在衰退。战国末期，秦国能够组织起六十万大军攻打楚国，但是到了大明朝，军队已经不能组织起10万人的作战了。

    名将如李成梁，也只是靠着数千家丁包打天下。也只有戚继光摸到了一点近代军队的组织制度，但是随着他的下台，戚家军也就迅速弱化为了一只小于万人的精兵部队。10万人的军队和组织10万军队作战，这完全是两回事。

    组织制度和计划管理，永远都是起于军队，而衰亡于太平盛世。比如太祖朱元璋就下令过，民有田5—10亩的，必须要种植半亩桑、麻、棉。10亩以上者，这些经济作物应当按照比例追加，这就是最简单的农业种植计划。

    不过到了今日，官府除了征税派差之外，谁还管农民种什么。所以江南之民户有全部种植经济作物而不种一粒米的，也有西北农户只种粮食不种棉、麻的。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国家管理不了农业，也就意味着无法掌握乡村，掌握不了乡村也就意味着失去了这个国家人数最多的农民阶层的忠诚。

    当然，对于地方士绅来说，这样的社会状况正是他们所梦寐以求的田园生活。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天不变，道亦不变。士绅的后代永远是士绅，农民的后代永远都是农民。就这一点来说，东西方的缙绅、贵族们还都是相当有默契的。

    所以呢，原本春秋战国时就已经出现的组织制度和计划管理，每隔一个朝代，我们就会重新发明一次，而且是一次不如一次。

    毕竟在儒家大师的眼中，这些就是歪门邪道，是兵凶战荒时不得已而用之的奇技淫巧。一旦到了太平盛世，就应该与民休息，以经书和礼乐纲常治理国家，才是正道。

    如果不是女真人兴起，西南土司连续叛乱，光宗、熹宗连续去世，朝中党争不断，大明面临着内外交困的险境，文官们不得不寻求突破困局的办法，支持了崇祯的改革。这样的大明版计划经济，恐怕是很难出现的了。

    就在崇祯心中大为感慨时，看到皇帝久久不出声，方岳贡不得不从旁进谏道：“陛下，如今这大明各地的农业种植已经到了不得不管理的地步。

    过去三年中，我国仰赖海外的粮食进口，方才勉强度过了难关。但是，从去年的气候变化来看，这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恐怕差不多应该过去了。

    而一旦大明开始风调雨顺，我国国内的粮食生产就会恢复正常，这样一来国外生产的粮食就会冲击国内的粮食价格。根据户部的测算，现在从南洋运到上海的粮价，几乎相当于两湖地区的粮食产地价格。这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大明的纸币在国内虽然贬值了，但是在海外因为我国出口货物畅销的关系，币值一直比较稳定。

    所以，如果我们不能规划好棉花、甘蔗、桑、麻等作物和粮食种植的面积，那么即便迎来了丰年，对于农民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朱由检自然是清楚这两年国内的农业发展的，如果不是因为气候的缘故，凭借着农科院培育出来的良种，研究出来的堆肥、积肥方法，还有对泥炭和鸟粪石的利用，再加上这些年的河道和水利建设，大明朝的粮食年产量早就突破历史记录了。

    而且因为自然灾害的缘故，北棉、南蔗和粮食争夺田地的矛盾还不算突出。但是一旦气候好转，国内粮价下跌，种植经济作物的土地肯定会快速上升的。所以制定一个粗略一些的农业种植计划，对于大明来说是有好处的。

    户部官员们能够预见到丰年海外粮食对于国内农民的伤害，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干吏了。朱由检觉得，他当初派遣这些户部官员去海外开荒，也还真是一个明智之举。

    稍稍夸奖了一下自己，朱由检便把心神收敛了起来，对着方岳贡、笪继良两人正色说道：“你们两人讲的这个农业种植规划还是有道理的，海外的粮食产地的确应该成为我大明的粮仓，以补充国内粮食生产的不足，但不应该变成损害我大明农户的存在。

    所以，光规划国内的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是不够的，我们应该将海外各属国的农作物种植也一并规划起来。

    比如，红河中下游平原，一向都是越南人的粮仓。不过你们也知道，越南人一向不够安分，即便现在打服了他们，一旦他们恢复了元气，就又要跳出来挑战我大明的权威了。

    这几年我国因为自然灾害的缘故缺粮，所以越南生产的大部分粮食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