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几分紧张，扭头看看副驾驶的我：“我没有说她呀。”

    “你说我畅快，不就是说她婆婆妈妈的吗？”我给春桃辩护，“其实，我们老板还是比较爽快的。”

    “怎么就换你进书了呢？”

    “那是因为她崴了脚，我临时代替一下，她平时处理问题还是比较果断的。”

    “你不晓得，比起她父亲可就差远了。可惜呀……”

    我正是有点纳闷了，年纪轻轻的一个姑娘家，一个人开这么大的店，父母到哪去了呢？想问找不到人，看来这师傅是他们家的老熟人了，马上追问怎么了？

    “死了，父母一起遭遇车祸，说起来，也是跟我一起去进书，才这么不幸的呀。”

    １０个司机９个饶舌，尤其是开长途汽车，往往一个人要忍受寂寞，话夹子一打开，就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

    说起来也很不幸，他父亲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一家出版社，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就遇到整风反右的政治运动，因为给领导人提了意见，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劳动，折腾了多少年。

    ６０年代末期，得到了平反，终于回到城市里。没有两年，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地富反坏右”，一个也跑不掉。熬到７０年才结婚，生下女儿像宝贝一样。虽然夫妻两个都靠打零工过日子，吃了许多苦，但还是亲自教女儿读书认字。

    改革开放，情况好了一点，夫妻两个先是开展租书的业务，后来合开了一家小书店，那时候我就给他们家运货。老邢毕竟在出版社里干过，懂行，多多少少也有一些老朋友，所以那个时候的书店就比较上档次。

    说到这里我打断了吴师傅的叙述，问他老邢是谁？

    “春桃的父亲啊。”他回答说。

    我这才想起来了，我说呢，哪有姓春的？原来只是她的名字，全名应该叫邢春桃。

    吴师傅接着往下说：

    到了９０年代初期，没这么多书店，也没有批发书店，买书都要跑出版社，所以全往大城市跑，因为大城市的出版社多。但是出版社都是订书到一个地方，取货到仓库，又跑另外一个地方，很耽误时间。一些有头脑的人就办了书店，书店多了，书院街渐渐形成书市。

    “出事的时候，也是一个夏天，跟现在的时间差不多。女儿刚刚考上大学，让她在书店里看着，夫妻俩到合肥进书之后，想给她买一套好衣服，让我在停车场等他们。谁知道？我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那个时候过长江还要靠轮渡。等到很晚，天都黑了，就是到三牌楼市中心，也不是很远呢，为什么事情耽误了呢？莫非走亲访友了吗？我在车上睡了一觉，他们人还没有回来。那个时候也没有手机，没办法联系，只好在车上睡觉，第２天，等到上午十点多钟了，还不见人呢，我想一定出什么大事了。”

    我迫不及待地问：“怎么知道他们出了车祸呢？”

    “我可开了好多年车了，越想心越跳得慌，担心出了车祸，马上到附近的交警队去问。果然，交警告诉我，头天下午，有一对年纪不小的夫妻，转过一个街口，被一辆大卡车甩尾，双双压死了。为了确认，我赶到殡仪馆，果然是他们。赶紧把书运回来，告诉春桃这个不幸的消息。”

    “哦，太不幸了，这么大的打击，她怎么受得了？”我由衷同情。

    吴师傅的眼角也潮湿了：“刚刚考上大学啊，就遇到这么大的灾难，她哭得死去活来，关了店门，我带她赶到合肥去，下一趟车运回来的，就是她父母的骨灰。这样一来，她不能上学了，就把书店继承下来，秉承父母的意愿，卖的都是正规的书。”

    “搞这么大的书店真不容易呀！”

    “当初可没这么大，也就２０多平方，书市一条街形成之后，原来的旧店要拆掉，为扩大门面要投入资金。可怜她一个小丫头，顶起门面已经不容易了，原来书店的利润也不高，父母没有给她丢下多少钱。一年的租金要１０多万，到哪里去借钱？”

    “后来怎么解决的呢？”我也为她着急了。

    “我女儿跟她高中同学，两人关系不错，所以才请我给他们运书。”吴师傅继续说下去，“春桃到我家来哭，女儿安慰她，突然想起来，说初中有个同学，父母都当官了，请他们想想办法行不行？然后我女儿就找了他们初中同学。这个袁同学的母亲是工商局长，父亲是经委主任——听说现在是副市长了。求他母亲帮忙，找银行贷款１０万，而且帮她选到了最好的位置，扩充成现在的这家百川书店。以后，她因为父母的死亡得到一笔赔偿，把这房子买下来了。”

    我心里暗想：怪不得呢，袁天成是个热心肠，也可能同情她，帮她这么大的忙，她可能以身相许了。后来为了支持她，只要老师提到的优秀书目，都到这个地方来购买，照顾她的生意，也算是个好心人。可是走到这一步，以后怎么办？我为他们两个都担心，想到这里，我也同情这个女老板，知道袁天成是个好吃懒动的人，怎么可能照顾好她呢？又怎么可能留在那里照顾她呢？就对吴师傅说，先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