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南下，红军在南下，就连果军，那也在南下，这便是整个36年的局势发展。

    但总体而言，最后果军的动作其实已经可以说无关紧要了，无非是给常凯申确定了一个可以逃窜的去处而已。

    而且和川蜀这个足够安全又潜力无穷的大后方相比，珠三角的位置实在有些尴尬，或许这也是日本人为何极力促成此事的原因。

    但要说金陵政府那边发现不了这点，那倒未必，只是被逼上绝路的时候，哪怕知道前头是个死胡同，也只能硬着头皮上去闯了。

    靠着洋人的支持压倒了桂系，实际相当于把一票西南军阀全部都给得罪，如果果党势力足够强劲也就罢了，但眼下这情况，怕是将来迟早还是要还债的。

    此外，因为惧怕沿线共军对其造成威胁，37年2月，犹豫再三的常凯申终于还是下令，将北面用来提防日军的大半部队重新调回了南方。

    将近二十万的大军，占据遭殃军嫡系和旁系总数的一半还多，放在如今的国内也算是一股不弱的力量。

    但是，在华北已经陷入水深火热的当下，这些部队却不放一枪一弹地从对日前线上撤了回来，可以想象此举对国内乃至果党上下造成的冲击。

    如此调动之后，剩下布置在陇海铁路沿线的部队，除去从华北诸省撤回来的宋哲原、韩复渠等部之外，实际隶属于金陵政府的兵力就只剩下了十万出头，即便加上前者以及临时拉出的壮丁，也不到三十万。

    虽说金陵政府仍在勉力提供北线部队的军费和补给，可区区二十余万人，又如何能够挡得住势如破竹的日寇。

    不过幸好日军在拿下鲁省和冀南之后，攻势已稍显迟缓，短期内北线或许无碍，大概常凯申正是看出了这点吧。

    又或者他与日本人之间达成了什么密约，才敢做出如此大胆的决策，总之以陇海线为界，果军和日军勉强保持着暂时的宁静。

    当然这仅仅只是没有战事而已，瞧见常公的作为，不少人顿时就想起了当年东北军的惨痛往事。

    莫不是又要像那时一般，丢了东北之后再丢华北么？什么时候果军才能堂堂正正地跟日本人打一场呢？

    对于这种意见，常凯申自然是嗤之以鼻，其实他这时方才真正理解了自己那位结拜兄弟当年的想法。

    打日本人，遭殃军必然损失惨重，届时不仅没法保住北边的地盘，就连长江一带也岌岌可危，更何况这四面八方还有共党在虎视眈眈。

    换位思考，若是常凯申站在共军的位置上，眼见昔日敌人于日寇进攻下战力大减，难道还会忍住不去落井下石不成？

    实际上，土共是真能忍得住的，早在与日本人开战之前，中央就已经向各根据地尤其是南方根据地发去指示，尽量避免主动与果军冲突，以防影响到国内军队的抗日大局。

    从某种程度上说，36年金陵政府力压桂军拿下湘粤，恰恰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只不过常凯申并未将其当回事而已。

    遭殃军向潭州进发时，土共西南局、华中局、华南局同时发出通电，号召全国武装力量一致对外，不要内战，红军为此做出表率，保证绝不进攻根据地外的任何一支国内军队。

    只是这份善意却并未被领情，拿下湘粤两省后，常凯申不仅没有缩减各地的防共部队，还在各地设置了新的防线，用来戒备可能从川蜀顺流而下的共军。

    而之后的事实证明，红军确实严格遵守了诺言，并未干扰长江沿线果军的任何行动，哪怕对方明显是在针对自己。

    当然了，这种事情只要愿意找理由，总是能找得到的，比如“共党无非是想麻痹我军，等各部队稍一松懈，便一举出兵”云云。

    毕竟常委员长可没有李主席的博大胸怀和长远的政治眼光，让他拿着民族大义去要求别人尚且可行，一旦用来约束自己，那还是算了吧。

    所以这类家伙也特别喜欢以己度人，手里坏事做尽，就永远不相信别人能干出什么好事来。

    如此一来，或许短期能占得些许便宜，等时间一长，众人看清楚此番嘴脸之后，自然也就敬而远之了。

    可以说，自打做出了这些看似对自身有利的选择，常凯申也相当于亲手放弃了领袖的身份和地位。

    在此之前他有没有犹豫，外人或许很难知晓，但既然已经决定了，说明常委员长终究还是在领袖和军阀二者之间，选了后者。

    换句话讲，本时空的常凯申已经不可能像历史上的抗战一般，为自己积累下偌大的声望。

    最好的结局或许是张汉卿那样，但考虑到已经不存在另外一个长安事变，而且此人手中血债深厚，注定就是个不能善终的命了。

    不过这时的凯申公并未想过此事，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时间操心自己的将来。

    从37年3月开始，为了一己之力放弃抗日大局的副作用逐渐开始显现。

    因为日寇的主要精力大多集中到了西面的共军身上，自从退守陇海线之后，那二十余万果军倒也算是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