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苍颉创业，翰墨用作，书契兴焉。夫制作上圣立则宪者，莫隆乎笔。”——蔡邕：《笔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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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画表格。”康朱皮找来一些黄沙，用刀鞘在上面划上纵横竖线。

    “这是我看围棋棋盘得来的想法，你们看，以记录县乡里民为例，横行写上门类，有姓名、年龄、性别、体貌、职业、住所、疾病、田产之类，纵行列举具体人名，一人一横，一目了然，再把同一乡里的人编在一册，查找起来也方便，能省很多事。”

    “从左往右，一事一纵，一人一横，有意思。”

    围观的县吏中，李政识字；林唐和杨磊半文盲，认识一些公文用字；方光和其他大部分县小吏的识字水平就和康盘陀差不多，所以大部分人只能看个热闹，只有李政看的入迷，不断思考。

    “而这是我吃胡饼时想到的，先置一圆，再分为代表不同种类和数字的格，统计县里有多少田土，种植的各种作物的数量，多者多占，少者少得，最后总数合为一饼。”

    康朱皮又祭出了后世的饼状图，他当然不能也不愿什么事，特别是和汉人交流时都按着米薇的说法，往密特拉天赐的智慧上扯——至少自己不能明说，因此只有先绞尽脑汁想托词了。

    “这样好啊！”林唐也明白过来了：“统计人口也行，要看男丁几何，女子几何，次丁又几何，只需要几张饼图，甚至不用怎么识字，就能明白无误了，康君子真是有才！”

    “不对，康君子，”李政疑惑地询问：“你这又是饼图又是棋盘格，还从左往右书写，这用简牍怎么记录啊？”

    “啊，不能用纸么？”康朱皮有些惊讶，因为在他的记忆与见识里，西晋这个时代用纸已经很普遍了，连一些好学的穷人都能通过卖钱请人抄书，所用的载体就是纸。

    李政摇头，语带无奈：“国家有令，郡国诸户口黄籍，籍皆用一尺二寸札。平常我们写字，写文书信件可以用纸，但记载山川形势户籍物产，则必须用简牍，以示郑重。所以康君子的方法虽然新奇有趣，但着实难行。”

    “无妨，无妨，”康朱皮当然没兴趣现在就和西晋国家法条硬怼，“君子们日常记录公文还是可用使用图表的，方便自己记忆，亦能用来对比邻县与往年的数据，更直接，不必再找出旧简重新计算比对。”

    “是的，若按康君子所说的图表来记文书，的确能节约计算、寻简和比对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国家法令规定，作纸，大纸广一尺三分，长一尺八分（31.3X43.4厘米），小纸广九寸五分，长一尺四寸（22.9X33.7厘米）。如此看来，一张纸能写的文字远超一根简，而轻便更远胜简牍，只不过……”李政似乎想到一个关键弊病，却不太好意思直接讲明。

    “李兄但说无妨。”康朱皮正为搞了一个有力发明而暗喜，就又看到李政疑云重重，赶忙问道。

    “康君子没做过刀笔吏也难怪。先勿论武乡县库中的麻纸远不如大郡国和世家高门的纸好，行墨易散，不好作图，就算是好纸，我等左手持纸，单钩斜执，如何能从左至右填图绘饼？”

    说着，李政取出随身携带的毛笔，又拿了一张麻纸，给康朱皮模拟一个西晋刀笔吏用纸写书信的样子。只见他左手将麻纸半卷，持纸之下部，纸在手中向外卷，右上臂夹在体右，模拟写字时康朱皮看的仔细，李政右手只能以腕为中心转动，且要以手指的拨动进行辅助，才来完成书写。

    “在纸上书写，和在简上是一样的，必须右手秉笔，左手握纸。尽管我的左肘可以放在凭几上，纸卷还是会晃动，根本不能铺开作图，更没法到左到右书写，且只能自上而下。所以康君子，你的想法的确奇妙，但难以推行啊！”

    “立高案，坐胡床，压纸伏案而写。”康朱皮毫不迟疑，祭出了后世现代学生常用的书写方式。

    米薇也起了兴趣，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你们中原人为何不用苇管硬笔？粟特人记账、抄经都是用苇管硬笔，蘸墨而写，只不过不是阿弟自左向右横写的怪法，而是自右向左的写法。小时候我途径鄯善国时，记得那里的贵族大商也用苇管、竹管置笔，像中原人那样用简牍自上而下写作，硬笔书写不用把纸简握在手中，也不用像握毛笔那样小心翼翼，要藏头护尾逆锋或者藏锋行比，担心墨散墨乱或者沾污衣袖了。”1

    说着，她还从荷包里掏出了一根前端削尖且钻空的竹管，说这就是她用来写粟特文书的硬笔，新手可以直接蘸墨而写，一次最多能连写十余字。

    康朱皮补充道：“对，这样便可以绘图了效率，用硬笔蘸墨，压纸伏案书写。特别竹管、木管材料易寻，制作方便，常人也可持笔书写了。”。

    其他人听的云里雾里，半文盲吏员们脑补一番，有的试验动作，有的讨论利弊，只有李政还在摇头：

    “康君子，书唯毛笔，怎么能用胡人的硬笔呢？更何况还是坐胡床，伏胡案来写，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

    “嘶”康朱皮吸了一口凉气，这杠抬的，他正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