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辽东犁庭并不能让群臣满意，反而多了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议论，那么接下来这一战，任谁都挑不到毛病。

    就在沐琮起身前往云南不久，西北传来捷报：“官兵在红盐池大破瓦剌军马，斩杀甚众。”

    比历史上早三年，还是王越，取得了自土木之变以来、自北京保卫战之后对瓦剌最大的胜利，将蒙古势力基本驱逐出河套地区。

    河套地区的匪患，由来已久。

    河套西、北、东三面环以黄河，黄河经此成一大弯曲。北通塞外，南临关中，西邻甘凉，东连幽燕，为长安北方藩篱，燕京翼侧屏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元朝败亡后，留下了不少残余势力投降明朝，其中很多居住在这里。土木之变后，北方防线空虚，蒙古势力趁机大肆南下；尤其景泰五年瓦剌内讧，也先被杀，北虏纷纷南下；不久，加思兰、孛罗忽和满都鲁等也出入河套。这自然不是友好往来，而是劫掠百姓。

    西北地区改革时，对河套地区的匪患曾经加以驱逐，无奈游牧民族，多为轻骑兵，官军则由步兵、骑兵、战车、火器混编而成，一旦蒙古人放弃牛马辎重逃往大漠深处，官军很难有效追击；加上当时重点在防范宗室地主作乱，因此对于北方的处理力度不够。

    现在内地已经安定，搜套便成了朝廷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当时兵部尚书罗琦建议一次集中十万精锐一举击破套部主力。

    于谦反对：“首先，这里地广人稀，地形复杂，捕捉歼灭战的战机相当困难，一旦情况不利，蒙古残部甚至可以利用机动性的优势逃向漠北，官军的车营和步兵很难阻止；一旦决战失利，蒙古骑兵必然大举入塞，宁夏、延绥、甘肃三边防务顿时溃烂；其次，河套地区不仅有荒漠草甸，还有沙漠，因粮于敌不可能，集中大量支援于前线也受到限制；最重要的，朝廷现在百废待兴，马上又要对东北用兵，如果在西北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兵力投入，恐怕国家难以承受，而且也很难有效震慑蒙古部落。”

    于谦认为：“即便官军苦战击破套部主力，只要不在河套地区修筑完备的防御工事群，并迅速动员大规模屯垦戍边，那么第二年必然有蒙古人趁虚进入河套成为新的套虏。”

    要彻底解决套虏，就要彻底平定北方。这是当年太宗皇帝没有完成的伟业，如今汪舜华并没有这样的信心，但事情还是要办——先重重打击一下对方士气再说；至于构筑由边墙、烽燧、城堡组成的防御体系，耗费实在不赀——现在北京的建设正在进行，怎么也要等这里完工再说。

    建极十一年春，威宁伯王越前往宁夏镇守。考虑到西北地区分设延绥、宁夏和甘肃三镇，各镇奉命独自承担辖区内御边任务，凡遇战事，缺乏统一部署，所以多有败绩。

    为有效巩固西北边，按照于谦的提议，设立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以总督为首的文臣总理、武臣统兵和内臣监军的三权分掌制，加强西北军事防御能力，提高各镇协防御边效果，强化中央集权。

    王越到任后不久，鞑靼侵犯河套地区，延绥告警，王越率军赶赴，在榆林派遣游击将军许宁出西路龙州、镇靖诸堡，范瑾出东路神木、镇羌诸堡，而自己与中官秦刚守榆林城为声援。

    明军各部均获胜，鞑靼军撤退；但引军回程途中，延绥又告警。王越马上回头赶赴延绥为援。敌军一万多人分五路入侵，王越命将军许宁等率军将其击退，随即破敌于开荒川，诸将追击逃敌到牛家寨，敌酋阿罗出被乱箭射中逃走。

    建极十二年九月十三日，王越接到情报，癿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率部自河套全线出动，向安定、秦州一带州县逼近。

    他立刻命令宁夏、延绥等各地镇抚官员拘收人畜，做好迎敌的准备，自己亲领官军由榆林行至波罗堡。

    王越意识到，如果按部就班地领兵支援，当地占地狭小、粮草不足的屯堡难以驻扎下如此庞大的队伍。而且到达当地要经过上千里的跋涉，军队疲惫不堪，同样不利于战局。另外，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一项艰难的任务，那就是借蒙古主力西行之际，深入边墙之外的河套，奔袭蒙古军后方，完成二十年来朝廷所企盼的搜套捣剿。

    王越凭借着敏锐的军事直觉，毅然深入河套的军事冒险，并做好了两手准备。他分兵给延绥巡抚余子俊，命其日夜兼程赶赴宁夏，配合当地守军防备癿加斯兰的入侵；同时调集了延绥游击将军许宁、宣府游击周玉等路官军近五千骑兵。二十五日晚，全军从榆林红山儿墩出境北行，拉开了进军河套的序幕。

    官军昼夜兼行一百八十余里，首先到达白碱滩北下营。在该地，王越选派了十二名探子分三路侦查敌情；第二日，全军又行一百五十余里，接着接到了刺探的情报，得知蒙古军老营在北方五十余里外的红盐池附近。王越立即作出部署，挑选精锐部队作为先锋分作两哨，分别由许宁